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
——《中国特色话语：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发布会实录
李存捧（主持人）：我是中国法学会研究部的巡视员李存捧。今天上午的新书发布会现在开始。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再有一个星期，2019年即将到来，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由中国法学会主办，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合办的庆祝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中国特色话语：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新书发布会隆重举行。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莅临发布会的各位嘉宾。他们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张苏军教授；原国务院法制局局长、中国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会长孙琬钟教授；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员、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前大法官张月姣教授；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教授；今天新书发布会的作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华人策略综合讨论陈安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曾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常务副书记吴志攀教授；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会长曾华群教授，副会长徐崇利教授；中国法学会航空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总法律顾问郭俊秀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明舟社长，杨立范副总编辑，上海分部上海圣大燕园编辑部王业龙主任；外交部条法司李向锋参赞；商务部条法司蒋成华副司长，王一处长；清华大学法学院车丕照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王传丽教授，孔庆江院长；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石静霞院长；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单文华院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赵龙跃院长；华东政法大学贺小勇教授；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吕勇常务副秘书长；厦门大学社科处陈武元处长，法学院李国安副院长，学校办公室林瑞馨秘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肖彬秘书；Springer出版社执行编辑李琰女士，王磊女士；北京允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春晖先生；环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昕先生，赵德铭先生；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林忠先生；中国法学会学术研究处副处长曹菲研究员，学术组织处周杨研究员，张苏军副会长秘书付茂鲁研究员。参加今天发布会的还有华人策略综合讨论的博士生和法学会的实习生，欢迎大家！
今天来了许多媒体的朋友。他们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日报、中新社、人民网、新华网、澎湃新闻、民主与法制时报、民主与法制杂志、民主与法制网的朋友，欢迎大家！
今天新书发布会的第一项议程，请中国法学会张苏军副会长宣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教授发来的贺信。
张苏军：宣读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曹建明副委员长让我宣读他的贺信的有关情况。
曹建明副委员长本身的专业是国际经济法，在他求学及治学过程中得到了陈安老师长期的教诲。他个人很想来参加这个新书发布会，但身不由己，有相关制度规定，他专门和我说了这个情况。他提出写一封贺信，让我来代他宣读。我现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曹建明副委员长分管我们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再加上长期在政法系统工作，是我们的领导。现在，我宣读曹建明副委员长的贺信，代表他向陈安老师表示祝贺和敬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教授的来信
尊敬的陈安教授：
欣闻先生的专著《中国特色话语：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四卷本）正式出版，谨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拜读先生大作，感动和敬佩之情，再一次从心底油然而生。这部著作既是您四十年学术成就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以中国方案向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出的中国之声；既凝聚着您四十年奋蹄不息、研精覃思的深邃睿智，又彰显了岁月沉淀、时代淬炼的深厚造诣；既是您四十年主要研究成果的“升级版”，更是中国国际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升华版”。全书四卷七编，体系纵横分明、脉络清晰，论理厚重渊博、求真务实。细细读来，章章篇篇都烙印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刻印记，字里行间都彰显着国际经济法学的交流交融和交锋，不愧是一部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的扛鼎之作！我想，这是您对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最好的献礼和纪念！
多年来，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是，每次倾听先生侃侃而谈，您讲的最多的就是“公平正义”和“中国声音”。您总是说“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知识报国，兼济天下”。让我内心深深感动和敬佩的是，您是这样讲的，更是身体力行这样做的。您学贯中西、著作等身，在耄耋之年依然老骥伏枥、思维敏捷、笔耕不辍，不断深入思考国际经济法学特别是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并为之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智慧。这些年来，我不断收到您《国际经济法学刍言》2卷本、《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5卷本、英文专著《中国的呐喊：陈安论国际经济法》等鸿篇巨著，每次都仿佛看到了您矢志不渝、严谨治学的身影。字里行间，我读到的不仅是您学术成果的结晶，更是深深感受到了您作为中国老一辈法学家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
让我内心深深感动和敬佩的是，先生始终以天下视野、中国视角潜心研究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并作出了前瞻性、引领性和开创性的贡献。特别是，40 年来，您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分析世界，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对南北矛盾和南南联合、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主权原则、美国单边主义和WTO多边主义的冲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战略思考，致力于探索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您立足众多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公平权益和正义主张，始终理直气壮抵制和批判国际霸权主义，竭尽全力不断为国际社会弱势群体鼓与呼，旗帜鲜明倡导和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您发出的中国声音、中国呐喊，不仅对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先生的学术品格、家国情怀，在中国法学界为我们树立了中国学派的大师风范。
当今世界错综复杂，充满更多不确定性，并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向先生学习，以更加坚定的自信、更加坚韧的定力、更加开阔的视野，努力以中国智慧和中国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出贡献。我坚信，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征程，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必将走向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您的这部新著也必将鼓舞和激励更多的中国学人在此领域奋力开拓、砥砺前行！ 借此机会，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学术常青!
2018 年 12 月 10 日
曹建明
李存捧：感谢苏军副会长。接下来请北京大学出版社杨立范副总编辑介绍新书的编辑出版情况。
杨立范：尊敬的陈安教授，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相聚在这里一起参加我国著名国际经济法学家陈安先生的四卷本著作《中国特色话语：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新书发布会。
陈安先生是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重要作者，在出版社近四十年的发展进程中，陈先生及其团队给予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大力的支持。他们的作品大多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比如国际经济法学系列专著、WTO法律制度系列专著、《国际经济法学刍言》、《国际经济法学刊》以及《国际经济法学》教材1-7版，取得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着陈安先生及其团队的支持和厚爱，使得北京大学出版社在法学尤其是国际经济法学的出版领域一直处在引领的地位。
陈安先生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谦卑的人格魅力一直吸引着我、激励着我，指导我的一生。我记得1993年我刚到北大出版社，责编的第一本教材就是《国际经济法学》，这本教材是陈安先生主编，作者阵容非常强大，有安徽大学的朱学山先生，厦门大学的廖益新教授、曾华群教授、徐崇利教授、单文华教授等等，这本教材影响非常大。1994年出版，到现在是第七版，历时25年，发行量60余万册，惠及60万学子。因着这本书我和陈安先生结下不解之缘，成为忘年之交，一本书一世情一生缘。也是从这本书开始，先生及其团队只要有选题就第一时间告诉我，让我来首选是否出版。上面提到的诸多著作就是这种友情的果实。
2017年7月，陈安先生给我电话说要出版自己新的四卷本著作，我让先生将书稿发给我。年底接到陈安先生书稿，合计290多万字，可谓工程浩大。出版社非常重视陈安先生新的四卷本书稿出版。经过论证通过后，王明舟社长、张黎明总编、金娟萍书记以及我还专门就此选题进行了讨论，要求重点打磨，精心编辑，锤炼精品。
为了保证书稿的按时保质保量出版，同时也考虑到跟陈安先生交流沟通的便利，出版社决定将该四卷本书稿交由北大出版社设在上海的办事处——圣大燕园编辑部（即北大出版社上海分社）负责书稿的编辑加工。编辑部主任王业龙编审接到任务后，立即指派以刘秀芹为主的四位编辑组成团队，负责这套书的具体工作。
四位责编都具有十多年的编辑经验，他们在接到书稿之后，就全力以赴地开始了陈安先生书稿的审读加工工作。为保证图书的品质，他们首先制定了书稿的整个工作流程、编辑体例、版式及封面的装帧设计方案，其次是各自负责一部书稿进行编辑加工，编辑团队分工负责、彼此又精心配合。据统计，他们与陈安先生的往来工作邮件就超过300封，另有大量微信、短信和电话沟通。陈安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令他们深受感动。除了四位责编以外，负责全书复审工作的王业龙副编审、负责全书终审工作的李昭时编审，也为本书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
这期间，今年上半年，王明舟社长和张黎明总编还亲自去厦门大学拜访了陈安先生，我在今年7月份也利用去厦门出差之际上门拜访陈安先生，并向先生汇报该套书的出版进程。
除了编校工作外，在这套书出版的每一个环节，出版社各部门都紧密配合，高效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总编室配备专人负责该套书的统筹工作，协调质检部、校对科、出版部、储运等部门使工作有序进行；出版部也派专人密切关注这套书的印装质量和印装进度，保证了这套书能够在今天的发布会前装订好入库。陈安先生的认真负责、社领导的大力支持、编辑团队的全力以赴和其他部门的紧密配合，是这套书今天能够完美地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保证。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各行各业都在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中国学术界也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对中国发展的经验即“中国模式”进行总结。陈安先生的这套学术著作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这是陈安先生与我们北京大学出版社献给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一份思想大礼。
最后，祝愿陈安先生幸福快乐每一天！也预祝今天的发布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李存捧：感谢立范副总编辑，感谢北大出版社对这套书高质量出版所做的贡献，以及对本次发布会的大力支持。下面，有请厦门大学科研处的陈武元教授介绍陈安教授和新书的立项情况。
陈武元：尊敬的陈安教授，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大家上午好！
今天很荣幸应邀参加陈安教授《中国特色话语：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四卷本新书发布会，与大家共同见证这套学术著作的问世。在此，我首先要向陈安教授表示衷心的祝贺。
陈安教授是华人策略综合讨论资深教授，更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法学家。时光荏苒、光阴如梭，陈安教授结缘法学学科至今，已有数十载春秋。一直以来，陈安教授立足中国国情，探索和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这一新兴学科。在这一领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获奖无数。陈安教授在专业学术领域的成就和贡献无需赘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陈安教授的专著由德国Springer出版公司出版，标志着厦门大学人文社科领域学术专著进入了国际主流发行传播渠道，为我校哲学社会科学提升国际话语权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是土生土长的厦大人，从1983年进入厦大读书起就一直在厦大学习和工作至今。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厦大当助教时，陈安教授的名字就如雷贯耳，人们甚至是一谈到厦大法学院，就必谈到陈安教授。这是陈安教授的荣耀，更是一所著名大学之所以成为著名大学的学术底气。但真正与陈安先生的接触和相识是2000年初，当时我刚到厦大社科处兼任副处长，全国高校正在如火如荼组织申报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大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也积极申报。但全国毕竟只遴选百所进入重点建设行列，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其实在校内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当时我校共申报9个机构，其中经济学4个，国际法1个，专门史1个，高等教育学1个，还有2个我校其他的特色研究领域，南洋研究和台湾研究。从当时全国高校的实力态势分析，我校高教、南洋、台湾特色研究领域和作为我校支柱学科的经济学有望入选，而国际法和专门史虽有优势，但把握性并不大。或许陈安教授也意识到竞争的激烈性，除与曾华群教授共同做好申报文本的准备工作外，还不顾自己身份的“高贵”，不厌其烦的给刚“出道”的我解释国际经济法学的重要性以及申报基地的意义，令我深受感动和教育，这一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正是他的这份执着，使得我在申报过程中，只要有机会接触到教育部社科司，当时叫社政司的领导，总是向他们强调我校国际经济法在学界如何如何有影响，如何如何有实力。以致事后社科司一主事领导在见到我校某领导时笑谈“武元真是一个新兵蛋子，对全国的学科实力态势根本是一窍不通的”。实际上，我并非一窍不通，完全是受陈安教授“蛊惑”而犯下的“低级错误”，不过我是乐在其中的。还有一件就是一年前与北大出版社合作创办的国家级期刊《国际经济法学刊》，按照我校资助办刊的原有规定，不是完全由我校主办的期刊是不予资助的，但这次我同样是被陈安教授的执着所感动，经过多次做有关部门的工作，终于给这份《学刊》提供了特殊支持。
我在社科管理部门工作了近19年，在这个过程，亲眼见证了一些学科的兴衰过程。一个学科的兴衰，与手握接力棒的学科带头人是否执着于学科发展具有高度的相关关系。我校国际法，尤其是国际经济法学科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很强的竞争力，与陈安教授的执着和不懈追求是分不开的。与陈安教授的交往，还可以讲很多感人的故事，但时间不允许，我必须把话题聚焦到今天的主题上。
同样作为一名学者，我与陈安教授在求真、治学方面有很多一致的理解和共同的感受。今天我想从一个社科管理者的角度，谈一谈我的感想和认识。我最大的感悟就是，科研与管理应当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2017年，陈安教授联系我，表达了想要将其毕生研究心血凝聚出版一套新的国际经济法学系列专著的宏愿。同时，陈安教授也表示，希望能够得到来自学校社科管理部门的支持。实际上学校在“繁荣计划”的专项资金也给学院配置经费了，他就怕别人说这么老了还要挤占我们年轻人的资源。得闻此事，我第一感觉就是此事必须鼎力支持。大家都知道，人文社科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其中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学者科研积淀的持久性和科研活跃周期相对较长。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很多文科学者从教学、科研一线岗位退下来以后，仍能够厚积而薄发，继续开展高水平研究，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著书立说，流芳于世。陈安教授无疑就是其中标杆性的人物。为此，我使用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资金为陈安教授提供了专项经费支持。同时，我也通过多种渠道，多方奔走，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提高这笔经费的使用效率，为今天这套学术著作的出版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天，陈安教授的论著顺利出版，不仅是他个人学术成就的重要标志，也是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突出亮点，更是科学研究与科研管理相互促进的范例。
好的科研管理要具备学术发展的远见卓识，要有主动服务的思想和作为，更要有支持学术研究开展的智慧和手段。只有与科研工作共进、共荣，科研管理才有意义，科学研究才有发展。虽为负暄之献， 却能帮助陈安教授大有所为，更让我感受到科研管理工作肩负的使命。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陈安教授耄耋之年壮心依旧，这份矢志不移的精神堪称学人表率。今天借此机会，我再次向陈安教授表达我的敬仰之意，祝他松鹤常青！也祝愿他能继续带领学界同仁，为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扬光大缔造新的辉煌！
李存捧：下面请陈安教授为我们讲话。
陈安：各位领导，各位学长，各位嘉宾，各位学友，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首先要感谢大家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在北京来汇报一下我推出这新四本书的过程。
我发言的题目是《知识报国，耄耋不辍》。我秉持着党的教导，学了知识就应当以知识报效祖国，为祖国服务。耄耋不辍，表达我现在快90岁了，准确的说，我89.7岁了，所以自称是耄耋一兵，我还在参与国际法理论战线上的理论战斗，还在为中国特色话语发言。今天耄耋一兵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和朋友们汇报的，主要是八点。
第一点，讲讲“中国呐喊，全球倾听”。
三年前，2015年7月17日，曲一琳记者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头条新闻报道中，对我承担完成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成果--《中国的呐喊：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英文专著，着墨较多，说最近这几年来中国的呐喊声全球都在倾听。从我个人来讲，我确实一直在为中国的声音能够让国际上听到，做了四次综合性努力，推出了“四代产品”。
这四次努力相继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明舟社长、杨立范总编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张永彬总编的鼎力支持，还获得德国Springer出版社柴宁、李琰、王磊三位编辑的热情帮助，所以基本上都实现了原定的目标。第一代产品是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国际经济法学刍言》，两卷本，约211万字，获得吴玉章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代产品是2008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五卷本，约310 万字，获得全国高校文科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三代产品是2013年德国Springer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的呐喊：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英文专著，853页，约150万字，获得全国高校文科科研优秀成果三等奖。当时国家社科基金给我下达了书面的“专家评审意见”，认为“这部英文著作对于海外读者全面了解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和主流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全书结构自成一体，观点新颖，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阐释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的创新学术理念和创新学术追求，致力于初步创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理论体系，为国际社会弱势群体争取公平权益锻造了法学理论武器”。这是当时给我传达的专家评审意见。我心里明白，这是鼓励我和鞭策我，我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我开始起步了，开始沿着这个方向走了，今后应当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迈步向前。
第二点，讲讲《中国特色话语：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书名的由来。
强调这本书的论述主题，是在国际经济法学领域讲中国的特色话语，为中国和全球弱势群体的利益呐喊，发出与西方强霸发达国家主流观点不同的声音。为什么有我个人的名字融在书名里面，即命名《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是不是这个老头有一点自高自大、忘乎所以呢？我说不是。因为以人名冠在书名前面的，国际上早有惯例，例如《奥本海国际法》，还有《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等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也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我们何必妄自菲薄呢？以个人的名字融在书名里，也体现了一种民族的自信和自强。百年多来，中国受尽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欺凌，特别是受尽霸权主义的欺凌，我们应该提倡民族的自强自信，敢于与当今世界列强平起平坐，敢于发出与西方強霸国家不同的中华之声。文明因交流而丰富多彩，而文明没有什么高等、低等之分，只有平等才有交流。我愿意按照习近平同志的倡导，就个人学习和研究国际经济法的心得体会，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理直气壮，中国人应该有这个志气。
第三点，讲讲我在国际经济法领域求知和探索的进程。
我出生于1929年，1946年我17岁，考进了厦门大学法律系。1950年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到法院工作半年后，调回母校法律系执教。此后，历经“全国院系统一调整”、“文化大革命”，我都在不断地奉命转行，先转到厦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后又下放农村，然后又回到母校教育系、历史系。直到1980年厦大复办法律系，我又奉命归队。当时的心态是“喜忧参半”，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终于回到本行了，担心的是法学本行业务荒疏了27年。在这个时候我只有一个办法，以勤补拙，“抢回”时间。时间一去不复返，怎能“抢”得回来呢？这是我勉励我自己的。已经流逝的很多时间都虚度了，这里，有客观的动荡不安，不断折腾，但主要是我自己努力不够，定力不够，所以很多的时间都白白流逝了。
此时在中国，特别是在厦大，新鲜的外文资料非常罕缺。我求知心切，寻寻觅觅，偶然发现厦大南洋研究所资料室有从台湾那边进口的两种日文杂志，一种是《亚非研究》，另一种是《国际问题》，其中有六篇文章标题很不错，我就把它们借来复印。我不太懂日文，怎么办？唯一的笨办法是“蚂蚁啃骨头”。我有一点英文底子，也自学了一点俄文，会翻译，何不试试上夜校学日文语法，然后依靠日汉词典逐字逐句啃日文，译成中文？皇天不负有心人！半年以后，我居然把这六篇文章译出来了。又从这六篇日文文章注解里获悉1974年两次联合国大会曾经通过三大国际经济法文献，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纲领》，《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幸亏厦大图书馆馆藏里面有英文版的《1974年联合国年鉴》，文化大革命期间尘封十年，无人问津。于是我把其中收集的上述三大文献译成中文，连同前述六篇日文译作，再加上我添加的一些注解，形成一本编译著作《国际经济立法的历史和现状》，约16万字左右，提交初创的“法律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
接下来又有一个偶然的机遇，美国哈佛法学院的副院长，人称“中国通”的柯恩教授，我和他有过一次辩论。他当时在厦门做一场报告，其中指责中国政府随便没收外国人的财产。我当场指出，你这个说法不对。我根据我的知识跟他讲，你的发言当中讲中国很好的一面我赞同，但是你讲中国不好的一面我不敢苟同。据我所知，中国什么情况下要没收外国人的财产，什么情况下绝对不会，是有政策法令规定的。我问柯恩教授，你是不是把没收和征收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一个是没收（Confiscation），一个是征收(Expropriation)。两者不是同一个概念，据我所知，在美国，个人或公司的私有财产有时也会被美国政府征收，即因国家建设需要，或者是发展需要，或者是军事需要，美国的私人财产也要被美国政府征收。试问，没有征收私有土地，哪里来的横贯北美洲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他不能解释。我进一步问，你为什么到中国来要求享受你在美国享受不到的特权？结果他也没有回应。这个人有一点民主作风，他提出来说，陈教授，你的知识补充了我的不足，我邀请你到哈佛大学访问和讲学你愿意吗？我回应说，Of Course！Why Not？But I have no money, especially, I have no US dollar。我说我没钱，特别是我没美元。这个人比较守信用。1981年年初他到厦门来访问，一场辩论以后，1981年的秋天，半年时间他就正式发函邀请我去了，所有的费用由美方负担。所以这个人既是我理论上的对立面，又是我平等交流的好朋友，至今也是如此。
1984年以后，在北大教授王铁崖先生率领下，我还开始跟美国的汉金教授、杰克逊教授、洛文费尔德教授有过平等的交流和争鸣，而且都不止一次。争鸣主要聚焦在关于国家经济主权这个问题上，即究竟应该怎么样对待弱小民族的主权，在这个问题上，我分毫不让。我特别强调，中国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待遇，其主权尤其没有得到西方列强应有的尊重。相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经常被侵害，被践踏。我理直气壮地讲，你们的学术观点我要学，你们的专业知识我要学，但是你们论著中含有很多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主张和学说，我不敢苟同，我要讲我的道理给你们听。
在跟他们的争论过程中，我的体会是，对于来自西方的新鲜知识要敢于和善于学习，又要敢于和善于争鸣。什么叫做敢于学习？学习有什么不敢的？因为曾经有过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人们认为学习来自西方的任何知识，都是“崇洋媚外”和“洋奴哲学”，喊得最响的就是江青了。但是，学习来自西方的任何知识，也要善于学习，不能照单全收，因为它里面有精华，也有糟粕和毒素，连糟粕和毒素一同吞下去势必发病。善于学习，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排其毒素，还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全球弱势群体的权益，大胆创新，这样才能够形成我们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观点。
敢于和善于争鸣就是另外的意思，敢于，就是我们不要认为自己不行，妄自菲薄；善于，就是我们一定要刻苦认真地学习理论，钻研历史，从厚重丰富的中外历史积淀里面去寻找有关的论点和论据，结合现实，有理有据地、令人信服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空喊几句口号。因为中国特色的话语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是奋斗出来的，要让国际上听到并且认同和信服，并非易事，但必须如此。
回过头来讲，在我人生的前50年左右，环境不稳定，专业不稳定，韶华虚度。后40年就是我人生的大转折，逢到太平盛世的春天，中国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实行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如果没有中国改革开放40年，如果不是托改革开放之福，我就不可能撰写新四卷本这部书。在这里我特别感恩这个时代给予我的机遇。也借此机会，表示对北大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的鼎力支持，对德国Springer出版社诸位编辑老师的热情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四点，讲讲学界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本书共四卷，分列七编，含八十七章。第一卷卷首是吴志攀教授写的序言。他是很难得的一个知心朋友，我钦佩他的人品和学问，所以请他写序。
接着是“作者自序”，就是把我自己几代产品的自序汇总并列，一并汇报。
接着是“大师评论”，记录我先后得到多位老前辈的提携、指导、鼓励和支持，其中包括北京大学的王铁崖先生、芮沐先生，外交学院的陈体强先生，武汉大学的韩德培先生，对外经贸大学的沈达明先生，安徽大学的朱学山先生和人民大学的郭寿康先生。我特别要说说朱学山这位老先生。朱老先生曾经通读过我的前三代作品，第四代的产品也是在他鼓励下诞生的。他当时已经104岁了，在病床上通读我的第四代全稿，并纠正我的误用误读。比如说，图穷匕首“见”，我往往误读为“jian”。老先生讲这个不能读“jian”，而应读“xian”。朱老生前对我论著做出鼓励性的评价：“陈安教授的诸多论著凝聚了作者四十年来潜心研究国际经济法学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独到的心得体会,乃是构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奠基之作和扛鼎之作,堪称‘一剑淬砺四十年’。其中,批判当代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击当前甚嚣尘上的美国霸权版‘中国威胁’谰言的犀利剖析和独到论证,尤其显得旗帜鲜明,史论结合,说理透辟,雄辩滔滔,令人信服。”
接着是4篇“学者导言”。列出几位学者来采访我，了解我的治学和写作概况，整理了交谈实录；或者与我平日学术交流较多，写了综合性评论。我把这些实录和评论收辑在全书正文前面，也许能起“导读”作用，便于读者一开始就了解全书概貌。
第五点，讲讲作者自嘲、自勖座右铭：“老牛”破车、不息奋蹄。
2004年重阳节这一天，我75岁的时候，回顾自己的经历，难免感慨：“蹉跎半生，韶华虚掷！青山满目，夕霞天际 。老牛破车，一拉到底！余热未尽，不息奮蹄 ！”这是我自己嘲笑自己。半生（前50年）多次奉命转行，加上自己努力不够，定力也不够，所以蹉跎了青春年华。青山满目，是从叶剑英元帅一首诗中得到启发，他的原句是：“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他不是落俗套地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反过来表达革命家老人晚年的豁达乐观。受此启发，我说的“夕霞天际”，就是现在晚年的好日子来了。 所以这老牛拉着破车，就要一拉拉到底。这后一句是从臧克家的一首诗里得到启发。他的原诗是：“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不用扬鞭它自己跑，为什么呢？因为夕阳要下山了，得赶紧跑啊！这既是我自己嘲笑自己，也是自己勉励自己：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前半生已经无可挽回，后半生还可以努力追赶。
第六点，讲讲参与创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派。
关于创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派这个倡议，是由中国社科院的李泽锐教授和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董世忠教授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1993年珠海年会上提出来的。他们倡议，应该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派，在国际法学论坛上独树一帜，彰显出中国的特色来，。我觉得，这种倡议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时代的需要。中国人当然不能够妄自尊大，但也不必妄自菲薄。要敢于、善于开拓创新。但是要实现这种追求，谈何容易啊！要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创建一个中国特色学派，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期待在三年五年乃至十年二十年里，靠寥寥几个人就能构建和确立。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几代中国学人群体连续不断的努力和不渝不懈的追求。
因为，仅仅你自信自强还是不够，还需要获得国际认同，要让国际学术论坛觉得你的主张有理有据，能够以理服人，参加国际平等交流，不能靠我们自吹自擂。要获得国际认同，需要几代中国学人群体的连续努力和不懈追求。中国人应当有这种志气和抱负，从现在就起步，朝这个方向迈步前进，迈向新的征程。习近平同志最近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我受到启发，觉得创建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学派也是一场接力跑，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这样才好对历史有些交代。
第七点，讲讲提倡“一个目标，四种精神”。
吴志攀教授写的序言里面特别留意到我跟我的团队怎么样通力合作。他说我带领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团队，我这里要补充一下，是我倚靠他们而不只是我带领他们。他们帮了我不少忙，没有他们的帮忙，我是一事无成的。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三头六臂。我在厦大法学院几十年里，只是“生产队长”，年龄大一点的同志都知道，当“生产队长”不能只派工，自己不出工，你自己也要出工，赚工分吃饭。
在厦大法学院这个“生产队”里，我一直提倡“一个目标，四种精神”。一个目标就是“知识报国，兼济天下”。要达到这个目标，要有四种精神。 第一种精神就是“冷凳精神”。愿坐“冷板凳”，耐得寂寞，耐得清贫，孜孜不倦、扎扎实实地钻研学问，不急功近利，不制造泡沫，不哗众取宠；就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范文澜先生他原来讲“文章不写一句空”，我说，应该半句空都不写！
第二种精神就是“团队精神”。团队成员分工协作，共同努力、集体攻关；在协作之中，提倡“能者为师”。提倡“平等讨论”。提倡老中青融洽相处，做学术的“忘年交”；提倡“学术民主”，敢于开展“争鸣”，互相补益，达到共同提高。
第三种精神就是“老牛精神”。学习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拉车耕田，吃苦耐劳；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索取很少，贡献很大。人人都会老，届龄退休，不必“失落”。相反，只要一息尚存，都很乐意“退而不休”，奋蹄不息，持之以恒，继续以普通一兵身份，“超龄服役”，持枪战斗，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奉献。
第四种精神就是“獬豸精神”。厦大法学院院徽上的“神兽”，叫獬豸。这是我们中华正气的形象化身和集中体现：坚持刚正不阿，“触不直者（邪恶）去之”。院徽的左下方是一个古篆体的“灋”（法）字，它是由“廌”（豸）、“去”和“水”三字的融合体，意指神兽獬豸目光如电，善于识别正邪忠奸，也指它刚直不阿，敢于“触不直者（邪恶）去之”，而且执
法如山，“一碗水端平”。神兽右上方一个天平图像，也含此意。这是中西合璧，追求“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即公平、正义、公正。此院徽是30年前我们大家共同构思设计的。不少来访的国内外嘉宾友人都称赞它“图像灵动，寓意深刻”。（见下图）
最后，第八点，讲讲耄耋一兵的诚挚期待。
第一个期待，就是期待所有的海内外学者能够对新四卷本的内容和形式，惠予批评指正，我诚心诚意地希望大家指出其中的不足和不妥，以便在下次印刷前，从善如流，修订提高。
第二个期待就是弘扬中华学术正气和“獬豸”精神，“触不直者而去之”，这也要大家来做。新四卷本第一编、第二编、第三编里面收集了我亲身经历过的二十几个典型涉外案例剖析。被我们“触而去之”的，有中外不法奸商，有外国的所谓权威法官，也有英国的皇家御用大律师QC，还有中国某仲裁机构身居高位的“高端”仲裁员，也还有见利忘义、泯灭良知的涉外律师。案例的追踪研究要大家来努力。因为都有案件号码可查，有心人可以到相关主管机构里，查索文档中的大量物证、人证，明辨真相，进一步驱邪扶正，伸张正义。
第三个期待就是群策群力，共同参与创建与完善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派，为中国和全球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大声呐喊，追求真正的国际公平正义，这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做。
从我个人来讲，还是那句话：老牛破车，不息奋蹄！
谢谢大家耐心的聆听，我汇报完毕。
李存捧：感谢陈老师精彩而智慧的讲授。下面请王明舟老师致辞。
王明舟：尊敬的陈安先生，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
十分荣幸北京大学出版社能够有机会与各个单位联合主办今天的活动，感谢张苏军副会长宣读曹建明副委员长的专函。我在此更想感谢陈安先生把他的作品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也非常高兴，经过我的同事们的努力，把这样一部充满思想洞见和学术智慧，既富有研究价值，也具有重大实践价值的经典图书奉献在大家面前。
陈安教授曾担任华人策略综合讨论院长、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会长、中国政府根据《华盛顿公约》向“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指派的首席仲裁员，是公认的国内外著名的国际经济法权威。陈安教授今年已近九十高龄，但仍然思维敏捷，活跃在学术第一线。他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要求是精益求精的，仅在这部作品的编辑过程中，陈先生与我的同事们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沟通的信函就多达300多封，对图书中的内容进行一丝不苟的修改。通过微信与电话的联系，更是不计其数。直到图书印刷开机的前一天，他仍然通过电话要求我们对其中几个在别人看来根本不成为问题的问题进行认真的修改。先生的严谨治学精神令人感佩。我们的编辑在编辑图书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从书中学到了丰富的知识，也零距离地学到了陈安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我想，图书封面上的“不息奋蹄”四个字，正是陈安教授治学精神最好的写照。
陈先生的这套巨著近300万字，分列四卷七编，分别是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国际投资法、国际贸易法、国际经济法热点学术问题评论、有关陈安教授学术论著与学术观点的书评等。这是陈教授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40年来，潜心研究国际经济法学这一新兴边缘学科主要成果的第四次汇总、精选、融合和提炼。全书各编专论均立足于中国国情，从当代国际社会弱势群体及第三世界的视角，探讨和论证当代国际经济法学领域的基本理论以及热点、难点和实践问题。学界评议认为，陈安教授的诸多论著凝聚了作者40年来潜心研究国际经济法学独到的心得体会，是构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奠基之作和扛鼎之作，堪称“一剑淬砺四十年”。这些论著对于海内外读者全面了解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和主流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内容结构自成一体，观点新颖，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阐释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的创新学术理念和创新学术追求，致力于创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理论体系，为国际社会弱势群体争取公平权益锻造了法学理论武器。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世界艳羡。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正像有识之士所言，中国在经济与科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进展，自然科学领域赶上西方指日可待。但是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差距甚大。这需要我们社会科学界，包括学者与出版者共同努力，把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挖掘与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秀科研成果推向社会，推向世界，在国际学术界展现中国的科研水平，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提升中国话语权。
陈安教授把他的这套书命名为“中国特色话语”，肯定不是个人思想与时代需要的巧合，而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正需要这样的理论思考，需要陈安教授这样的学者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全方位发展的经验进行总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支撑。
大家都非常关注今年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发生的大事，特别是已经初露端倪、未来发展尚不可测的中美贸易冲突。我们知道，这场贸易冲突的实质就是日渐衰落的美国面对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影响力日益走高的中国的焦虑，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压制中国的手段。针对这场贸易冲突，需要党和国家领导做出英明决策，依靠全面改革开放促发展，也需要全国人民团结一心，需要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们以专业智慧和研究成果对美国单方面违反国际贸易规则，肆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的行径进行理论上的批判，唤起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支持。
陈安教授是国际经济法领域的专家，在理论研究上硕果累累，在国际经贸纠纷解决上也是经验丰富，在国际经济法学界享有崇高威望。他的这部著作虽然刚刚出版，就已经获得了国际经贸学界的一致好评。许多实务部门的同志与我们联系，问我们何时能够发行这部著作。刚才开会之前，我也向张彦书记报告，这部著作首次印刷装订出来，还没有正式投放书店就已告罄，后续的书估计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装订出来。可以看出，国际经贸实务领域也在期待着这部大作的出版。我相信这部著作能够为国际经贸实务界提供丰厚的思想价值，帮助我们在这场中美贸易冲突中赢得理论上的主动权和舆论上的制高点。
北京大学出版社多年来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秉持为教学科研服务，为人才培养服务，为社会发展进步服务的出版理念，出版了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学术作品。陈安老师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我们向改革开放40周年的献礼。党的十八大把提升文化软实力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向世界阐释和推荐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文化行业中的一员，将按照党和国家的统一部署，出版更多优质图书，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力量，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
祝陈安先生健康长寿，谢谢大家！
李存捧：感谢明舟社长。接下来有请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教授致辞，大家欢迎！
张彦：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陈安教授的新书《中国特色话语：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发布会，这本书在举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出版发行，既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和厦门大学的一件盛事，更是向改革开放40周年的致敬和献礼，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谨代表厦门大学广大师生，向新书发布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为这本书的出版和这次发布会的顺利召开付出心血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建校后不久的1926年，学校就设立了法科。92年来，厦大法学学科虽历经两次停办，但自1979年复办以来，全体师生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发扬严谨治学、求是创新的学风，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办学实力也在不断增强。
1979年复办以来，法学学科在教育部历次学科评估中均位列全国法学学科的前十位。去年又在第四轮国家学科评估中被评为A类学科。陈安教授是厦大国际经济法学科的创建人和学术带头人。自1946年起，陈安教授就在厦大法律系求学，毕业后长期留校任教，为厦大法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79年厦大法律系复办之初，陈安教授与其他几位教授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确立了以国际经济法专业为重点的学科发展战略。上世纪80年代，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厦门大学在全国率先招收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生、本科生和博士生。1987年，陈安教授主编出版了国内第一套国际经济法系列著作，为厦大国际经济法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石。1995年，原国家教委批准厦大“国际经济法及台、港、澳法研究”为全国高校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2002年，厦大国际经济法学专业被教育部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经过40年的辛勤耕耘，厦大国际经济法学科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国际经济法领域重要的教学研究基地之一，成为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秘书处所在单位和《国际经济法学刊》的主编单位。
今天发布的陈安教授的最新著作，凝聚了厦门大学国际法学科多年发展的深厚学术积淀，是学界认可的创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奠基之作，充分反映了陈安教授的治学理念和追求。这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分析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揭示了南北问题的根源和实质，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主权观，坚持和发展了“三个世界”理论，总结提出了南北矛盾发展的规律，论证了南北矛盾中形成的经济主权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和全球合作原则，是厦门大学法学学科为我国新时代法学发展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截止今年，陈安教授已经在厦大学习工作了整整72年，虽年近九十，仍笔耕不辍，研究学术，潜心育人，令人感佩。在长期的治学和育人实践中，陈安教授以其坚定的政治立场、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以及“不息奋蹄”的敬业勤业精神，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培育了大量专门人才，为国家和学校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15年，陈安教授荣获厦大最高学术荣誉奖——厦门大学南强杰出贡献奖，是广大教师的楷模。我注意到，今天到会的学者和嘉宾中，有不少是厦门大学校友，我们希望厦大法学学科全体师生能够学习和弘扬陈安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卓越的学术追求和高尚的师德风范，在新的征程中奋发有为，再创佳绩。
刚才听了陈安教授精彩而又睿智的报告，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再次听陈老师发表演讲。陈先生经常自称“耄耋一兵”，“耄耋”显然是指他的年龄，但是这“一兵”，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很高兴今天在新书发布会现场，他对“一兵”做出了解释，一是作为一名学者，他依然活跃在学术前沿，是一名学术老兵；与此同时，作为一名“理论战士”，有着家国情怀，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报效祖国”这样一种执着信念，他依然为我们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斗争做出自己的学术研究贡献。今天他再次让我们受到了教育，使我深受感动。
陈老师在他的发言当中很自谦，说厦门大学是东南一隅小岛上的大学。其实，他的发言也讲到了厦大另外一个特点，厦门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厦大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拥有的在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经历，也使得这所学校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厦门大学这所学校拥有一批像陈安先生这样的学者。这些学者就是我们厦门大学的宝贵财富，是我们这座学府里面的“学术神仙”。
我在这里再次祝愿陈安教授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教泽绵长！感谢中国法学会，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是你们为这次新书发布会创造了一个机会，搭建了一个平台，给陈安老师，给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团队一次向社会、向各界汇报我们学术成果和学术成就的机会。厦门大学衷心感谢你们，欢迎各位经常到我们学校参观指导，谢谢大家！
李存捧：感谢张彦书记。接下来有请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曾华群会长致辞。
曾华群：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学界同行，各位朋友，
今天的新书发布会气氛非常热烈。首先，我谨代表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向“《中国特色话语：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发布会”的隆重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商务部、外交部等政府部门、学界和媒体代表的关心、关注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陈安教授的新书出版，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的学术盛事，更是中国法学界、中国知识分子向改革开放40周年的隆重献礼！
刚才各位发言者已从各个方面谈了陈安老师的不凡业绩、治学理念和家国情怀，我想在这里谈两点感想。
第一，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
如所周知，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是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最早一批国际经济法学者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需要研究国际经济法，当时陈安老师，武汉大学姚梅镇老师等发表了最早一批国际经济法的著述。1984年5月8日至6月5日，在庐山举办的“第一期国际经济法讲习班”上，陈安老师、姚梅镇老师、上海社会科学院周子亚老师、安徽大学朱学山老师、复旦大学董世忠老师、南开大学高尔森老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盛愉老师等，分别讲授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理和重要专题。当时王传丽老师和我同是学员。5月27日，来自全国53个单位的90多位讲习班代表发起创立了国际经济法研究会（即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的前身），选举姚梅镇老师为会长，陈安老师、董世忠老师、高尔森老师和盛愉老师为常务理事，聘请周子亚老师为顾问。自1993年起，陈安老师连选连任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会长。34年来，学会团结全国学界和实务界同仁，积极开展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国内外学术交流，逐渐形成和确立了“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学会宗旨和共识。回想起来，学会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实际，主要做了三项工作：
一是组织召开学术会议。迄今我们开了29届“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术研讨会”，从1993年开始，是作为学会年会召开。我们还与商务部条约法律司从2007年开始联合主办“国际投资法专题研讨会”，迄今召开12届；从2010年开始，联合主办“世界贸易组织法专题研讨会”，迄今召开9届，都是“一年一度”的制度性安排。
二是创办了《国际经济法学刊》，1998年创刊（集刊），陈安老师担任主编，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负责编辑部工作，20年间编辑出版57期。2017年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国际经济法学刊》成为国家级正式期刊，2018年创刊“再出发”，有一个质的飞跃。
三是服务国家改革开放实践，承担商务部、外交部的咨询研究任务和参与国际经济法律实践。如张月姣教授，出任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成员，本月18日获“改革先锋”殊荣；董世忠、张玉卿、朱榄叶、曾令良、韩立余教授等是我国政府遴选向WTO推荐的专家组成员。还有9位学会同仁受国家或国际组织委派，成为世界银行集团“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的仲裁员和调解员。陈安教授是我国政府连续委派的ICSID仲裁员。张月姣教授是现任ICSID仲裁员，由行政理事会指派。还有陈治东、余劲松、王传丽、张玉卿、单文华、石静霞教授和我都是我国政府先后委派的ICSID仲裁员或调解员。
第二点感想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需要有中国特色。
新书是陈安老师积四十年之功的呕心沥血之作。从作者的治学立场、理念、追求及对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杰出贡献，我们看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如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更感受到老一辈知识分子“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历史责任感、宽广襟怀、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价值取向。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也进入了新时代。所谓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我理解，包括陈安老师这部新书的特色，最重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站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坚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坚定维护和发展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经济主权、公平互利和合作发展三大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这是最基本的中国特色，是我们与西方国际经济法学截然不同的，或者凸显中国特色的方面。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界老一辈学者曾亲身经历过“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旧社会，他们的沧桑历练、关注焦点、观察视角、敏感程度及精神境界很值得中青年学者借鉴和学习。我们要学习陈安老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精神。这个“接力棒”我们一定要接好，要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陈安老师刚刚谈了他的治学历程，是很坎坷的。到了我们这一代，我自称是“农民工学者”或“知识青年学者”，也经历了一些曲折。适逢更好的时代，更好的机会，是像石静霞、单文华教授这一代。他们有机会分别获得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又分别赴美国和英国留学，获得耶鲁大学、剑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们有这么好的机遇，希望更注重学习老一辈知识分子，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话语”，紧密联系中国和国际实践，在汲取国际社会长期积淀的国际经济法学精华的同时，开拓创新，丰富和革新国际经济法学的“国际话语体系”。
这是我的两点感想。我想，感恩、感动和传承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词，也表达了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当下，国际经济法处于迅速发展之中。我国改革开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为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界提供了知识报国的最佳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我们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给我们这么多的发展机遇，给我们这么多的幸福感。对知识分子来说，有这么好的学术环境，中国特色法学、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我们感动，面对陈安老师这部新书，我们感动于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敬业奉献精神！我注意到，吴志攀教授在新书序言中，是在描述老一辈知识分子共同的敬业奉献精神。刚刚陈安老师也谈到他的治学历程，自言“半生蹉跎，韶华虚掷”。我并不这样认为，他一直都在努力，我感动于他的“板凳甘坐七十年”。在改革开放之前，他也一直在治学，包括钻研马克思主义，还有世界历史。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这种敬业奉献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这也正是我们这次新书发布会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来，发扬光大，为促进国际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李存捧：感谢！石静霞院长、孔庆江院长、单文华院长，年轻一代你们继续努力。
我们原来邀请了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荣誉委员、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高铭暄教授，但是他由于身体原因不能与会。他给陈老师写了一封信，我们请曹菲处长宣读。
曹菲：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我代为宣读高铭暄教授致陈安教授的专函。
陈安教授，多年未联系，知道您在国际经济法学领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影响及于海内外。今天，由中国法学会等单位合办的“庆祝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中国特色话语：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四卷本新书发布会，本应争先与会，亲聆成果传播，怎奈染病卧床，无法前往，实为遗憾。仓促之中，略辍数语以表真心。祝大作新书发布会圆满成功，祝先生青春常驻，学术之树常青。小弟高铭暄，2018年12月23日于病榻。
宣读完毕。
李存捧：我们学界老前辈琬钟会长今天专程过来参加发布会，非常难得，而且琬钟会长也给陈安老师带来了学术礼物，他们都是法学界的老前辈，友谊几十年。下面请琬钟会长给陈安老师赠送礼物（中国法学会委托杭州西泠印社精制出版的《董必武诗词手迹选》线装本，全套三卷）。
孙琬钟：祝您健康长寿，学术常青！
陈安：同样祝你健康长寿，不息奋蹄！非常感谢你惠赠革命老前辈董老诗词手迹，我将把这一珍贵礼物转赠厦门大学图书馆，让广大师生共享，鼓励大家学习董老的革命情操。
李存捧：下面请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张苏军副会长致辞。
张苏军：尊敬的陈安教授，各位专家学者，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在举国上下喜迎2019年元旦的前夕，我们聚集在一起，举行《中国特色话语：陈安论国际经济法》的新书发布会，这既是我国法学界的一次盛会，也是包括法律出版界的一件盛事。陈安教授是深受我国法学法律界敬重，在国际法学界享有声誉的著名法学家，是中国法学会在2012年首批评定的“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之一。首先，我代表中国法学会，向陈安教授表示衷心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并借此机会，对北京大学出版社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出学术精品，繁荣法学事业表示由衷的敬意。同时，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对参加今天会议的专家学者和媒体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长期在政法系统工作，在司法部工作期间分管理论研究，对陈安教授一直非常敬佩和敬重。今年11月初，我在厦门开会期间，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在厦门召开年会，我就利用这个机会专门拜访了陈安教授，相谈甚欢。得知这一凝聚陈安教授呕心沥血40载的集成大作即将出版，深感喜悦，随即倡议，由中国法学会联合有关单位在北京举办新书发布会。我回到北京以后，就把这个想法向陈冀平书记进行了汇报，得到了陈书记的赞同和大力支持。经过我们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和相关各单位一个多月的筹备，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今天新书发布会如愿如期召开了。我们举办这次新书发布会，首先是为了庆祝和纪念这本书的出版。《中国特色话语：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这本鸿篇巨著是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奠基之作，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法学界最具标志性的成果之一。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目的：
一是为了传播和研究这本著作所凝聚的陈安教授在国际经济法领域的重要学术思想。我们通过这个发布会，能够把它介绍给全社会，特别是今天很多媒体的同志来了，作为媒体是面向大众的，能够把重要的学术思想介绍出去。同时，也是一个巧合，今天下午将开幕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将要初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这个法想要整合改革开放最早的“外资三法”，把这三法整合为一部，叫做《外商投资法》。2015年的时候，这个法的前身《外国投资法》已经向社会公布征求过意见。这次提交给我们审议的，除了整合“三法”外，还把我们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在自贸区进行的一系列对外经贸工作中的成功做法，包括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等都吸纳进来了，应该说是集了我们几十年外商投资领域的成功经验之大成。在这个过程当中，陈安教授很多的学术观点，很多的意见都伴随着外商投资工作的发展，得到体现和采纳。
同时，在这里我也呼吁，为了把这部法制定好，希望国际经济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关注这部法律，积极建言献策。我也愿意作为国际经济法学界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把大家的好意见、好观点反映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时候，除了常委会委员以外，还有专委会委员，还有一些人大代表，每次会议要特邀50名左右的人大代表，提的意见要全文反映在简报上。对于我们常委会委员的每一条具体修改意见，认识性、观点性的除外，具体性的修改意见要件件回复，为什么采纳、不采纳要一一回复。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特点，一是简报速度快，基本上话音刚落，两分钟之内你的发言稿就上来了；二是原汁原味，所有的发言，专委会委员的，人大代表的都出来了。我愿意做大家的代言人，做国际经济法学界的代言人。我们是中国法学会，我有义务联系大家。这是第一方面，传播陈安教授在国际经济法学领域重要的学术思想，并且能够继续让他在中国国际经济法、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二是为了近距离接受陈安教授家国情怀和治学精神的教育和熏陶。刚才张彦书记的体会跟我是一样的，刚才听陈安教授娓娓道来，既介绍了这本书的过程，也介绍了他求学、治学、研究的过程，深受感动，确实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熏陶。
三是为了在陈安教授九十华诞之际，共同祝愿陈安教授生命之树和学术之树根深叶茂，挺拔常青。刚才高铭暄教授和孙琬钟老会长都表达了这样的心愿，这是与会者的共同心愿。
在这里我还想跟大家分享对一个问题的初步思考，就是我们应当从陈安教授的身上和这本新书的出版得到哪些教益，我想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我们要学习陈安教授矢志不移、初心不忘的家国情怀。陈安教授是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民不聊生、战乱频发的旧中国，陈安教授少年立振兴中华之志，勤奋用功，战后考入厦门大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陶冶，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来，陈安教授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学术追求、学术立场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对党忠心耿耿，对国家鞠躬尽瘁。无论是党和国家经历十年文革的曲折，还是个人遭受怎样的坎坷，都没有改变热爱党、报效国家的至真至切的情怀。刚才他的介绍也体现了这种情怀，不管他做马克思主义、历史方面的学习研究，以及按他说“归队”重新做国际经济法学方面的研究，都体现了这样的情怀，展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卓越品质。
二是我们要学习陈安教授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陈安教授出生于1929年，经历了旧中国和新中国两个时期，从教于1951年，又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的40年。他丰富的人生履历，辉煌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他这种“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治学情怀和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是引导我们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事业的宝贵财富、强大动力和光辉榜样。1981年，陈安教授以“知天命”之年远赴重洋，求学和讲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开始了专攻国际经济法的漫漫征程。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陈安教授对学术的热爱持之以恒，始终如一。即使到了89岁的高龄，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志不已”，还活跃在治学第一线。正是这样的治学情怀和精神，陈安教授实现了报效党和国家之志，也成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当之无愧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三是我们要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经济法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2017年5月3日视察中国政法大学时的重要讲话中都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其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经济法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我国迈向全球、融入全球、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法学理论保障和法制话语保障。陈安教授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始终不渝地坚持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和立场，奋力为饱受欺凌压迫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举旗呐喊，通过著书立说、搭建平台、国际交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仲裁实务，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经济法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做出了杰出贡献。
当前，国际经济法律规范、规则及其相应的理论学说主要还是以美国为首的强霸发达国家主持制定并主导推动。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应当更加坚定“四个自信”，构建和发展具有强大说服力、解释力和支撑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经济法理论体系。
刚才陈教授引用了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著名的讲话，就是一个接力赛的比喻，应该说，陈安教授在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第一棒是很坚实的。大家同时应注意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另外一段话，就是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是要有雄心壮志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不久的将来我们肯定就是第一大经济体。所以我们在国际经济法领域，一定要有雄心壮志，要接过陈安教授很扎实的第一棒，一棒一棒的跑下去，最终能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经济法理论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法制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同志们，今天的新书发布会意义重大，我相信陈安教授严谨治学、知识报国的奉献精神将激励我国法学界广大学人、特别是广大中青年学者和莘莘学子牢记时代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潜心治学，促进中国特色法学、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谢谢大家！
李存捧：谢谢苏军副会长。今年11月的时候，苏军副会长去厦门大学参加会议，专门拜访了陈安老师，知道陈安老师有大著作出版，所以苏军副会长当场就拍板要举办一个新书发布会，并且得到了陈安老师的授权和同意，这是非常难得的因缘。我印象当中，这是中国法学会为中国法学家举办的第一场新书发布会。希望今后能够为在座的各位法学专家做更多的新书发布会。我们知道，苏军副会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还是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直接参与立法的决策，希望各位专家利用好苏军副会长这个桥梁，为国家的立法发挥更大的学术影响。
张苏军：我甘当法学家的代言人。
李存捧：下面有请吴志攀老师点评新书。这两天吴老师的书评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引发了热烈反响。有请志攀老师。
吴志攀：尊敬的陈安先生，尊敬的各位领导，
我非常荣幸，陈先生去年让我帮他的大作写序，我确实诚惶诚恐。我是学生，在老师的书上写序特别不敢。但是陈先生后来多次来邮件，说你就写吧，不要犹豫，老师说话了，学生怎么也要服从，我就写了。这确实是万分荣幸！这是我第一次在我的老师书上写序，我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一般都不敢。让人说你太不知深浅，怎么敢这样？但是陈安老师确实是诚心诚意的，我非常感动，非常感谢！
这部书的目录是我最先看到的，我要求早点看到电子版，后来北大出版社把样书很早就快递给我了。陈先生刚才说他1978年回归法学界的时候已经将近50岁了，年纪半百的人，基本上都想着退休了，但他是刚刚开始，或者刚刚开始“归队”。后来可以看到，在国际经济法学界我们是第一批学生，著作最多的，领域最宽的，观点最犀利的可能就是陈安教授。我们还是分国际金融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税法、国际仲裁等，专攻其一。我跟传丽老师曾合编一本书，每个人写一章，写自己熟悉的那一章。贺小勇当年跟曹建明老师一起主编的《国际贸易法》，也就是写贸易法。但是陈安先生这四卷本的领域是打通的，这一代人有这个本事，他确实视野非常宽。
他为什么视野能这么宽？就是他脑子里面没有边界，只有问题。他发现这个问题有了，不管是属于贸易还是金融的，不管是属于仲裁还是投资的，就去说问题。所以他的问题意识是非常强的，非常鲜明的。这部书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还是按照学科体系来划分的，基础理论（一）、基础理论（二）、国际投资法、国际贸易法，还是按照这个体系框架，但是从文章本身的内容可以看出来，已经不受这个体系限制了，基本上就是讲问题。这个问题意识是老一代学者最宝贵的学术方法。我的导师芮沐先生也是这样，他也不讲概念，不讲体系，他就讲问题在哪里，你的观点是什么。
陈先生的观念价值非常宝贵，他时刻有自己的观念。他的第一本书《国际经济立法的历史和现状》，有六篇日本学者的文章，我们北大法律系那个时候也收了这本书，我也看过，当时是最早讲这个领域，最早讲这么系统的。还有就是《国际金融法》，鹭江出版社出的。陈先生基本上就是讲问题和观点。陈先生的新书叫“中国特色话语”，也可以叫“中国的声音”，这个声音一听就是陈安老师代表中国在发声，这个声音一直发了几十年，在国际论坛上，在国际交流上都是有声音的，这一点是非常有价值的。我感觉能有声音，有观点，有独特见解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能记住的是他的观点，我们不会把他所有的文章都记下来。但是观点是非常清楚的，比如他跟柯恩教授1981年有关“国有化”问题的争鸣，还有这部书第四卷写的，一名法国外交官（有妇之夫）与中国情妇明目张胆地在驻华使领馆内“同居”（姘居）引发的外交纠纷问题，外国人认为同居（姘居）是自由的，在中国怎么还能给予法律处分？在中国8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不允许的，必须尊重习俗。就像到中东一些国家，也得尊重他们的习俗。你不能说我是西方人，我认定的是“普世价值”，我都不尊重你们，那哪儿行？何况，这名法国外交官上述行径直接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41条的禁止规定？（详见本书第四卷第2088页）
他的视野宽博，他的问题意识，他的观念价值，这三点铸成他的新书四卷本，或者他以前的五卷本等等，都是很明显的。这就代表了新书四卷本最有价值的两个方面。
第一，新书四卷本本身可以作为学术史。从书中可见，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国际经济法是怎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再过多少年之后，如果有人要研究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科史的问题，从这里面都可以找到最原始的资料。当然，我们现在历史、哲学和中文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学者已开始研究了，比如唐诗的史，宋词的史，国画的史。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科到这一步的时候，这部书的价值可能比今天还要大。
第二，新书四卷本体现了作者的使命感。我认为陈老师是有使命感的人，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他从50岁开始做这件事，做到90岁。刚才他的讲话大家都见证了，他的逻辑清晰，干净利落，没有使命感的人是不可能的。他时刻有使命来支撑，你说他的身体有多强壮吗？他非常瘦弱，也有过病，我有一次去厦门看他，就是在医院里面见的，也做过大手术。而且你说他的生活有多么好吗？也不是，他的生活是很朴素的。书里面的照片可以看到他的书房，穿的衣服，都是很普通的。但是使命的力量太大了，有这样一种精神支撑着，就一直在往前走，而且感召了我所认识的华群、益新、国安、崇利等团队成员，因为我也是属于这个学科的。这个团队紧密团结，陈老师谦虚说你们帮他，确实他这么大岁数也应该帮。但是更主要的，陈老师是一个精神支柱，使命的力量是最大的，我认为这带有某种宗教的精神，所以让我非常感动。
我在写这个序的时候真的非常感动。我回忆1986年4月份在香港，有一个地下室的书局，我在那里找资料，因为那时在做博士论文。我一下子看到了陈安老师的《国际金融法》，我是搞这个领域的，立刻买了下来。当时那本书的实际价格是原价的12倍，北京买不到。那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1200港币，基本上都是买菜、做饭吃。我后来买了好多书，没饭吃了，就找我的同事去借钱。在香港当时不能借钱，借钱这个朋友就没得做了。我当时是大陆北方人去的，我说肯定会还你的。但是香港人是很忌讳这样的，借钱就等于送你钱了，就跟你拜拜了。当时我也不了解，真的就是这样干的，那个时候也比较单纯。
新书四卷本的学术史价值，陈先生作为一个学者的使命感和问题意识、观念价值，这些对我们后辈学生永远是有意义的，对于我们的学科是很有意义的，对于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今天我们面临着中美贸易战，面临着种种不讲理的行为，这种不讲理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了，但是我们还得想更多的办法，把这个难关度过去。然而，学者用不着忍，学者就要拍案而起，就要说话。陈老师的著述作为中国的声音，大声疾呼，大声呼号，就像鲁迅当年呐喊一样，这个给中国政府、给人民都长了劲。
我就说这些，谢谢！
李存捧：感谢志攀老师的神交点评！接下来我们请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车丕照教授点评新书。
车丕照：尊敬的陈安老师，尊敬的各位同仁，大家好！
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发言。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关于40年来中国的变化或者经验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前两天做了非常好的概括。我想对于中国的学界来说，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科的创建和发展。跟法学的其他学科不太一样，其他学科可能是恢复和发展，是从弱到强，从小到大，而国际经济法学是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陈安老师无疑是我们这个学科最早、最重要的几位奠基人之一。40年来，他培养了数以百计的优秀中青年学者，包括他的亲传弟子，也包括像我这样的无缘做入室弟子，但是深受影响的青年人，或者是曾经的青年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陈老师以他自己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形成了他的风格，成为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法话语的代表。
陈老师四部雄文我还没有来得及细读，但是几年前当陈老师出版他的那部英文著作《中国的呐喊》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我的读后感。在那篇小文当中，我把陈老师的学术思想、学术风格归纳为三句话：天下视野、家国情怀和公平秉守。我看到这篇小文收在第四卷里面，内容就不说了。我说的“天下视野”是陈老师始终把国际经济法放在国际经济秩序或者国际关系这个角度来做研究，而不是拘泥于局部个别的研究；所谓“家国情怀”，显然就是关注中国的国家利益，像刚才谈到的，比如中国商务部、外交部，好多重大决策都有陈老师和他团队的贡献；“公平秉守”是他的价值追求，法学有多种价值，包括平等、自由、秩序、效率等等，陈老师的研究一直是以公平作为价值目标来追求的，而且这是一以贯之的。今天我还是愿意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我对陈老师这部新的四大卷著作的理解。
我想说一点其他的事情，就是陈老师对年轻学者的关爱和培养问题。刚才陈老师也谈到了，而且刚才志攀老师也谈到了，我对陈老师对青年学者培养关爱的印象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陈老师带领弟子编了一套多卷本的国际经济法教材，是鹭江出版社出的。当初陈老师带的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了学科的栋梁。后来是在1987年，在武汉大学开了一次中国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的唯一一次两个学科共同的会议，这次会议当时是教育部主管的，成立了国际经济法研究会，而且做了很好的研讨。在这个会议当中，我看到陈老师带了好多他的弟子，这个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一个导师这样来培养自己的学生，我觉得深受启发。陈老师对年轻学者有鼓励，同时特别宽容，他作为一个大家，从来没有霸气，他会平等的跟你商量讨论一些事情。
在2000年的时候，我和几个青年学者编了一本国际经济法概论的书，当时特别希望陈老师能做一个序，后来陈老师答应了，但是其实我们是心存忐忑的。为什么忐忑？我们书中的一些观点其实跟陈老师不太一样。但是陈老师显然是看了这本书的，而且是看到了其中的不同。所以他在序言当中写道，注意到在一些问题上有新的见解，或者说是创新，但是不无尚待商榷之处等等。同时还说，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还是要有宽容精神，要平等协商讨论，这个当时对我们几个人是很大的鼓舞。我觉得陈老师这种宽容精神，使得青年老师会有更大的动力把它做好。这是我一个特别的感想。
最后我想借用唐代李商隐的一句诗来结束发言，就是“桐花万里丹山路，老凤引来众雏鸣”。前半句是原文，后半句原文是“雏凤清于老凤声”，我改为“老凤引来众雏鸣”。希望陈安老师继续带领我们国际经济法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们，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更多清亮的声音，再次祝贺陈老师！
李存捧：感谢车老师，下面请张月姣大法官给我们讲话。
张月姣：今天参加这个会议非常激动，因为陈安老师确实是我的恩师。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国际经济法从无到有，一直到现在建立基本完整的体系，陈老师为我国国际经济法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8年，我在经贸部参加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起草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厦门开会，陈老师给我们提了很多建议。陈老师治学严谨，视野很广，他带的一个研究生的论文就是反倾销、反补贴，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在经贸部做反倾销、反补贴工作，把外贸法提到议事日程，那篇论文也给我们很多的启发。陈老师，还有冯大同老师、沈达明老师，老一辈学者确实为创立国际经济法体系做了巨大贡献，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另外，我也非常感谢孙琬钟局长，当年在特殊情况下，法制局有权制定经济法规。
像陈安教授这一批老一辈学者，他们这种家国情怀、这种视野、对国家的热爱，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公平原则，很值得钦佩和学习。我在WTO工作的时候，陈老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把《中国的呐喊》那本书寄给我，我读了以后真的是热泪盈眶。那个时候我知道陈老师刚刚做了手术，后来我回国到厦门去见陈老师，他的身体还很虚弱。这种敬业奉献精神对我是巨大的鞭策。我们老一辈学者从来不为名，不为利，甘坐冷板凳，为国家奉献。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做一点事情是得到老一辈学者、在座学者的激励和支持。我获得的“改革先锋”表彰应该是大家的，是党和国家对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的表彰，是对大家的鼓励！我谢谢大家！
我特别感动的是，陈老师也讲了，要继续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呐喊，为中国呐喊，为发展中国家呐喊。我觉得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不讲法，不讲理。比如现在它的“长臂管辖”，扩及任何地方，我们很多企业、个人都受到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发出中国学人的声音，从国际法角度批判“长臂管辖”。美国这种霸权主义，是违背国际法原则的。根据国际法，各国实行“地域管辖”，或是“属人管辖”。“长臂管辖”是根本八竿子打不着的都要管。在WTO，我国已从“学员”阶段到了“重要成员”的阶段，有话语权。当前，关于WTO的改革，美欧是想把中国作为另类，专门针对国有企业、补贴等等提所谓“改革方案”，这是绝不能接受的。WTO最根本的是非歧视待遇，我们不能在这样的国际机构接受歧视性待遇，而且还用法律把它确定下来。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大家看到，美欧很多建议的政治色彩是非常浓的，所以下一步谈判也是非常艰巨的。刚才吴志攀老师说的我非常同意，就是我们的学者要发出声音。
我非常赞成陈老师大作的重要观点。现在我们有自己独立的国际经济法体系，有自己的话语权，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国际法渊源里面，除了条约惯例以外，还有知名学者的学说。所以我们知名学者的学说，将来也可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我们要用实际行动，为国际法治，为国际公平正义做出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像是一场接力赛，一棒接一棒。我们要把现在的工作做好，还有很多问题要研究。比如，“一带一路”某些国家既不签投资保护协定，也不加入“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我们在那里的投资怎么保护？我们需要更多像陈老师这样的学者，视野广阔，开展跨学科研究，为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国际法治，为公平正义的社会做出贡献。我觉得，“问题导向”最为重要，永远从解决问题出发，不是去做一个演讲（Presentation），而是要提出解决方案（Solution）。我在WTO也提出，我们要解决问题。学者要解决问题，在第一线的外交部、商务部更是这个任务。我今天非常感动，陈老师都年近九十高龄了，还继续为国家、为国际经济法律、公平正义在呐喊，在做事情。在陈老师的鼓励下我将再写两本书，我也跟Springer出版社李琰老师联系上了，我会尽我的努力。向陈老师学习，谢谢陈老师！
李存捧：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安排每一位专家发言，非常抱歉！相信大家都有很多话要讲，以后我们可以通过书面形式来发表意见。
最后，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祝贺陈安老师的大作出版，向陈安老师的家国情怀和学术风范致以崇高的敬意，衷心祝愿陈安老师生命之水常流，学术之树常青！希望媒体朋友们把陈老师的精神、作品宣传好，在学术界营造一个更优良的氛围。
发布会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光临！
《中国特色话语：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发布会报道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