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潮玄[i]
今年10月14日华人策略综合讨论90周年院庆，盛况空前，欣喜之余，不禁想起当年厦大法学院浴火重生艰辛启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共产党从“在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历尽痛苦探索，付出重大代价。在高教战线上以“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取代文科特别是法制与社会治理，造成动乱不止，民不聊生。建国初期文科在高教学生总数中占有33.1%，其中政法占文科中的6.3%；1953年院系调整，大刀砍削文科，首当其冲的就是政法，厦大法学院就是在此时被停办，此时文科缩减到只占高校学生总数的14.9%，其中政法更下降到占文科中的1.8%。到了文革前夕，文科在高教总数的比例再降到10.1%，政法更下降到只占文科总数的0.6%。政法学科不仅是伤筋动骨，几乎是被“斩尽杀绝”，惨不忍睹。
1978年8月教育部在北京涿县召开全国直属高校会议，当时仅28所为部直属高校，每校出席三人，厦大由曾鸣、潘懋元和我参加。会议由刘西尧部长主持，主要议题是：一、宣布将文革期间“下放”到地方的院校“收回”（文革期间厦大先是下放福建省管，后又从省管下放厦门市代管）；二、研讨高教恢复发展方略；三、增拨少量经费，采购引进国外图书与仪器。这次会议标志着部属高校领先回归正常教学科研秩序的正轨。
根据会议精神，厦大党委及时作出制订1980—1990年十年发展规划，并成立了由我负责的制订发展规划小组。经过吸纳众多教工建言，参照国外高校发展经验，规划经党委研究制定了把厦大办成教学与科研两个中心，理科向工靠，大力发展应用科学；文科大力拓展社会科学，让厦大从院系调整后的文理综合大学复归为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型大学。鉴于民主法制建设已紧迫提上日程，厦大法学专业成为首批复办专业之一，并于1980年就开始招生。从而掀开了厦大法学院浴火重生的序幕。
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高校规划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篇是1983年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第一期刊载的厦门大学1980—1990年十年发展规划的几个原则问题，这是目前所见的第一篇具有高校战略规划研究性质的论文”（见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张继龙：《我国高校战略规划研究的基本分析》一文）。因此，厦门大学不仅是全国率先自行从文理综合转向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之一，也是综合大学中率先复办法学院校之一。
厦大法学院得以迅速复办应归功于院系调整法学院被迫停办之时，学校还储存了不少法律精英，他们虽然失去主业，但仍留校分别“转行转业”到相关系科。如陈朝璧教授留学比利时，获法学博士学位，他著述的《罗马法原理》一书，曾是著名的“大学丛书”系列之一；李景禧教授留学日本法学院，曾任民国时期最高法院民事庭“推事”（大法官），也曾担任多所高校法学教授。更有如何永龄、陈安等一批中青年骨干。陈安是位令我等同窗同学[ii]钦佩的基础扎实、思维敏捷的拔尖人才。正如李政道所言：学问学问，只学不问非学问。陈安正是因会问，问得好而受来访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赞赏，而于1981年到1983年应邀到哈佛大学法学院访修二年。让他知识结构更有质的飞跃，为他本人以及法学院在国际法特别是国际经济法教研水平跃升到全国前列，创造了有利条件。何永龄学长兼具法学学识和行政管理经验，他在法律系复办之初，是时任创办组负责人陈朝璧教授得力助手，居功厥伟。
当年要复办一个新专业，不仅门槛高，程序多，手续繁，需时长，而且纵使获准也就增拨不超50万元的开办费和增加若干人员编制。远水难解近渴，为了尽快抢回被“四人帮”耽误了的时光，我们是采取先斩后奏，把恢复与发展结合起来。那时全校一年经费仅有1500万元左右，其中近三千教职员工薪水和三千多学生的奖助学金已占去一大半，能为教学科研提供的经费非常有限。为了让一个新专业上马，只能在有限经费里挤出一些。人员只能先把高校原专业人员归队，再从相关专业抽调补强。真是万事起头难呀！
当时陈老、李老都是年逾古稀的长者，而且长期遭受政治运动冲击，此时政治上虽已平反昭雪，生活上仍无明显改善。记得陈老一家还是住在丰庭（一）底层一个房间，整层只有一间浴室和一间厕所共用，陈老只得在房间前走廊上放炉灶做饭，晚上搭床让儿子睡；李老校内并没有分到房子，还是住在市区租个小房栖身。我曾前往拜访，看到那狭小局促的家，好不心酸！他们学的是法，不但学而未能致用，而恰恰是受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雷击”。经历过严冬酷寒的人更能体会春之温暖，当他们重新回到法学讲坛，其喜悦之情，求战之切，难以言喻！
当时学校的物质条件也好不了多少，复办了的法律系连个像样办公地点也没有，后勤处只得将水电组小楼上腾出一间权当法律系办公开会使用。陈老、何永龄等为复办出访京沪各地，坐的是硬卧，住的是廉价旅馆，为的是给学校节省一些开支。他们的艰苦创业精神，至今仍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让厦大法学院加速发展的推手，是福建省委书记项南。
1981年1月项南奉命来闽主政，他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受害者，他自嘲是“埋在地下廿多年的文物”。他在了解厦大十年规划时，觉得法律专业复办规模太小，步伐还不够快，而且厦大是部属高校面向全国，能给福建提供法律人才有限、福建又没另设一个法学院，为了满足“依法理政”需要，他萌生了要跟厦大“共建”的构想。同时也认为工与艺在中国传统上也是结合的，美国MIT（麻省理工学院）正是将工程从技术提高到科学，又从科学提高到艺术而成为全球工学院的翘楚。厦门鼓浪屿是音乐书画之乡，厦大也应当有艺术学院。因此他建议由福建省与厦门大学共建政法与艺术两学院。
上面说到当年要办个新专业尚且难于上青天，何况要共建的是两个学院？好在项南有胆有识有谋有略，一是阐明福建省和厦门大学发展令人信服的需求；二是承诺福建需要将法学规模扩展到1000人，并由省提供开办费400万元和学院建筑及土地；三是事先通过老战友、时任教育部分管高教副部长黄辛白沟通说服。然后由时任省人大教科文卫主任、项南夫人汪志馨带领省文办几位负责人和代表厦大的我上京申办。记得当我们汇报之后，高教司、计划司、财务司负责人态度都不太积极，只是辛白同志鼎力支持断然拍板。会后，辛白同志在送我们回旅馆途中说道：“这可是个破例呀！”
的确当年共建是没有先例的。但从历史发展看，随着改革开放进展，原部属高校在处理全国与地方两者关系上没有与时俱进。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调动地方办学积极性，“共建”成为时尚。抚今追昔，项南的高瞻远瞩，“共建”的创始者的桂冠非项南莫属！
文革结束之时，全国高校规模最大没有超过五千人。厦门大学1980—1990十年规划，学校规模要从当时三千多人发展到万人。而此时厦大校园已有近半被地方或军队占用，为了给政法、艺术两院提供建院用地，又是项南在省市领导听取厦大发展规划时，斩钉截铁断言：“我爱旅游，我更爱厦大！”说服厦门市将发展旅游的用地归还厦大。此后又约同福州军区司令杨成武到白城、曾厝垵一带勘察。由于他早在兴建厦门国际机场时就对军方寻找借口阻挠的人员说过：“金门与厦门互相对峙，可金门就有民用机场，为什么他们就不怕，到底谁怕谁？”说得军方哑口无言。厦门国际机场得以建成，可能此时杨成武司令已经被项南说服了，所以当场他就拍板表态，愿把这片土地归还厦大。常识珍贵之处，就在于一个稚童敢于说出真话：“皇帝什么新衣都没有穿！”项南的睿智和敢说真话来自于他的朴实无华。如今厦大政法、艺术两学院就是屹立在这片土地上，面眺浩瀚大海，动与静，刚与柔，公平与艺术完美交错的两个学院，又为最美的厦大校园增添更美的一角！
最近凤凰卫视播放《项南传——我们一起走过》，观众感言该片中的项南是：官员面前的明镜、百姓眼里的圣贤。片首有两张照片，左是项南与胡耀邦，右边竟是项南与我，片中还多次重现。令我意外、惊讶，可能只因我在他“以智取胜，人才第一”主政理念下，跟他一起走过，做了一些工作，其中包括共建厦大法学院。今天厦大法学院质高声隆，桃李满园、人才辈出、成就辉煌。饮水思源，对于前期移山掘井人，后人是永远铭记在心永不忘却的！特别是为复办厦大法学院重燃激情冲劲、俭朴踏实、敬业创业的精神，更是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永远珍惜，并要继承发扬下去。
项南（右）与潘潮玄（左）座谈（1984年）
2016年10月25日
[i] 1972-1984年，曾鸣同志担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期间，本文作者潘潮玄在厦大担任党办、校办主任。
[ii] 1955-1957年期间，本文作者潘潮玄在复旦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政治学）研究生班担任班长，陈安担任学习委员，故称“同窗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