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璧（1905～1982），江苏盐城人，我国著名法学家。1922年入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前身），1929年考取比利时鲁汶大学，193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后，曾先后任上海持志学院、江苏学院教授。1942年应聘厦门大学法律系教授，主讲罗马法、国际私法和英美法原理等课程。1945年接替周枏出任法律系主任，1947年担任厦门大学教务长,法律系主任则由陆季蕃教授接任。1953年厦门大学法律系停办后，改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史课程。1976年离休。1979年因工作需要出任厦门大学法律系复办筹备小组副组长，参与了复办筹备工作，并重新执教法学。1980年任法律系第一副系主任（主持行政工作）。
陈朝璧教授毕生主要致力于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在罗马法研究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法学著作有：《中比通婚中的国际私法问题》(上海中比友谊会1933年出版)、《罗马法原理》(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英美法原理》(【美】阿瑟·库恩著，陈朝璧译注，厦门美华出版社1948年出版，列入“厦门大学丛书”)。上述著作中，《罗马法原理》在中国法学界影响最大，列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发行两版，当时被国内各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三版，堪称罗马法名著。晚年发表法学论文数篇，富有新意。其中《中华法系特点初探》(《法学研究》1980年第1期)，首创中国社会主义法亦属中华法系的主张，颇具影响；《罗马法的历史地位和借鉴作用》(《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和《试论罗马法的可继承性》(《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等首先提出并论征社会主义法律继承罗马法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此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体制及其创造性》(《西南政法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荀子是法家么？》等重要法学论文和《试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等多篇中国文学史论文，并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罗马法”条目等。晚年著《罗马法新论》，撰稿约25万言，惜未竟便溘然长逝。
一生热爱教育事业的人
——忆先长兄陈朝璧教授
陈朝英
陈朝壁(号大白)教授，是我已故的长兄，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者、法学工作者之一。生于1905年1月14日，故居江苏省盐城县上冈区潮通港(即今射阳县海河乡新北村)。1982年3月31日病故，终年78岁。朝壁青年时曾留学比利时鲁文大学，1932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从事法学教学，1942年在厦门大学任教。朝壁生前译著较多，其中《罗马法原理》在法学界影响较大。他历任福建省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国法制史学会常务理事，江苏学院(抗战期间在闽西)教授，厦门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等职。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改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1929年曾加入国民党为党员，1946年脱离。解放后加入“民革”，曾任厦门市、福建省“民革”委员。1976年离休。 1979年厦门大学恢复法律系，曾应邀参加复办工作，并承担罗马法统编教材、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有关罗马法词条的编写任务，直至与世长辞。
他的一生，是刻苦治学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的一生，又是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一生。
(一)
朝璧，自幼聪颖过人，由6岁启蒙，7至9岁期间随父翰升公攻读诗书，在父亲的精心抚育下，经历十载寒窗，就能略通经史。1922年他已17岁，“五四”新文化运动逐步深入，社会潮流对其有所启迪。因此他觉得光读诗书知识面不宽，为了振兴中华，决心攻读“新学”。这时，住在上海的舅父吴又韩看到朝璧天资聪颖，又有求知深造的渴望，就将他荐至上海就学，并给与经济资助。因为他过去读的是私塾，当他18岁报考上海中法学堂（系法国天主教教会人主办的，外语以发文为主），初中一年级时，连阿拉伯字都不认识，攻读法文更是不易。后来，经过刻苦学习，第一学年就熟练地学完初一、初二全部课程，于是就越级就读初中三年级。在其读高中阶段，此时舅父原办小厂倒闭，已无力负担其续学费用，后经同学尤某家长的资助，才维持到高中毕业，毕业这年已23岁了。由于经济窘迫，未能立即就学深造，为集资上大学，曾辍学就业于一家银行工作。一年后才报考大学，当时报考五所大学，因成绩优异，所报大学均予录取，他选读了国立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前身）。又因经济困难，在该校就学一年，只得又设法求助于公费（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庚子赔款”的部分金额）流血，考取了比利时鲁文大学法学研究院，经三年苦读，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二)
朝壁，成名不忘祖国。1932年他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如当时同意留比利时工作，是会被该国教育界聘请教学的。但是，他志在振兴中华、以法治国和为人民教育事业效力，还是执意回国。 1933年回国后，他虽有较高的学术造诣，竟未能受到当时政府的重用，一度冷遇，无从就业。后来，经过亲朋好友的多方努力，才推荐到上海当了“开业律师”，兼任上海私立持志大学等校教授，同时又挤出时间，从事法学著作，经过3年时间，孜砣笔耕，终于完成《罗马法原理》一书的全稿，不久就得以出版。
由于日寇疯狂推行“三光”政策，直接威胁到朝壁的人身安全，他不甘受辱，遂迁到福建等地迂回教学，曾辗转多处，饱尝恐怖流离之苦。回国后的实践使他懂得：侵华日寇不灭、国难不除，要想搞好以法治国和人民教育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1938年至 1942年这个战乱时期，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办学，一边传授学术，一边宣传抗日。如在福建省三明、永安县任省办行政人员训练班教授等职时是这样做的；在福建省崇安、三明县任苏皖联立技艺专科学校行政管理系教授时，还是这样做的。
他对学术研究精益求精，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坚持治学，开拓前进。他为了在法学上搞多种译著，努力做到“外为中用”和“古为今用”，曾致力于世界语和世界法学史的研究，在精通法语的基础上，又兼学英语，并翻译了《英美法原理》一书，还兼学德语和俄语等，并做了许多选译的资料搜集工作。此外，他还编写出《先秦文学史讲义》、《荀子今释》。对古汉语进行深化和探索，以丰富教材，提高教学质量。
(三)
朝壁，始终致力人民教育事业。1949年上半年厦门解放前夕，因厦门大学校长汪德耀因公出国在外，校务由他代理。此后，在护校迎接军管等方面做过大量工作。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璧积极从事人民教育工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从而保证人民教育适合于新中国的国情，努力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1952年和1964年，他两次被派去北京各为期一年的学习。他对人民政府对他的信任深表感激，为抒发感情，就在其第二次赴京学习前写了一首诗以抒怀。诗曰：
“桃李芬芳月色明，又传喜讯赴神京。
发蒙教化春风暖，启昧隆恩北海深。
皓首穷经非故事，丹心报国作新民。
誓将全力追先进，尽献余年育后生。”
1956年，他在订“自我改造规划”中严格要求自己，并写诗以铭志。诗曰：
“光明道上愧迷途，指岸回头弃旧桴。
往事断肠多反省，巧言悦耳务抛除。
何妨白发千丝乱，但恐红心一片无。
规划奏功凭实践，按图索骥莫踌躇。”
他在北京学习回校后，确是满腔热忱，说到做到，在厦门大学恢复法律系时，他虽是年交75岁的老人了，还能老当益壮，不遗余力地到处奔忙。曾不远万里到北京、长春、南京、重庆等处高校，联系师资、图书等事宜，他精神抖擞，从不叫累。
1979年5月，他接到司法部教育司司长王珉灿同志要重新从事法学工作的信，欣慰之余，曾又写了一首感赋诗。诗曰：
“久滞文坛非宿愿，将回法苑庆新生；
重温旧著弥亲切，展望前程倍喜欣。
老马幸而逢伯乐，寒蝉何以报知音；
献身四化追先进，尽瘁余年育后人。”
1979年9月，他应邀参加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法制史学会”成立大会，见到诸专家学者，故旧同仁济济一堂，共同为社会主义出力，不禁心花怒放，于是，信笔疾书一诗。诗曰：
“法苑东风起吴天，长春盛会喜空前；
祖先旧制埋金玉，时代新光照雾烟。
糟粕剔除真宝在，精华吸取后生传；
征程万里从今始，培育辛勤百卉妍。”
1979年以后，他工作已经十分繁忙，司法部又嘱他撰写《罗马法新论》，他欣然执笔。接着，出版社又约他编写罗马法统编教材、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有关罗马法词条，他亦欣然表示接受。1982年3月底，他已是78岁的人了，因脑力劳动过度，陡患脑溢血病，经多方医治无效，不幸溘然而长逝。
朝壁虽然与世长辞，但他生前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刻苦自学、以法治国和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精神以及独到的学术业绩，将永远保留后人。
(据蒋凤翔、徐汉山记述整理)